20世纪70年代，刚刚大学毕业的李东方便被分配到故宫从事文物的复制，最初的她，也是跟着老师一点点地学习、实践，从反反复复地为白色的底子涂层开始修炼基本功。“珂罗版需要的是踏实、沉稳，中间不能有任何一点差错，否则就要重头再来”，这些珂罗版的从业者，在工作时的专注力必须异于常人，“就算有人推门进来并站在我们身边，我们都没有感觉”。正是珂罗版人的这种专心致志，让《千里江山》等故宫国宝级文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被复制了出来。

1983年，日本画家平山郁夫访问中国，参观敦煌莫高窟后，他提出用日本的方式复制敦煌壁画。这一消息见诸《中华日报》后，激起了很多从事文物复制的爱国青年的国家荣誉感，“我们和这些日本同仁一样，都是文物复制工作的从业者”，时在故宫已基本掌握珂罗版技术的李东方表示：“他们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！”

但仅仅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国人到底能不能自己复制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疑问。数位专家来到莫高窟，计划以中国的方式复制那些珍贵的壁画，但终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。专家们离开敦煌后，李东方致电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，表示自己想试一试用珂罗版复制那些壁画，段院长同意了李东方的请求。李东方认真总结了专家们失败的原因：“他们使用的是铁筑的照相机，因为铁架子比较稳，但那种铁筑相机的重量很大，需要约八个成人才能搬动，敦煌的地是从唐时经过了几百年保存下来的，经不住那样的重量，这是他们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。”李东方结合敦煌地面的特点，为用珂罗版复制壁画专门制作了一款“土相机”。“我吸取教训，自己画了一幅图交给厂商，请他们帮我制作了一款木质相机，然后把我房间的写字台搬到洞窟，把木质相机架在写字台上，再用钉子钉稳。我们在洞窟里，把门用黑布给挡上，用头顶着玻璃板，摸索着把底片放进去，推上去夹好，数一、二、三开灯，再数50秒关灯，这样就拍出了一张照片。”但一幅壁画至少要拍十二张照片，且洞窟里不能放水，每拍完一张李东方就得骑车去县城里把片子洗出来，确定没有问题再返回洞窟继续拍。李东方和她的团队，用这款很慢、很土，却又卓有成效的相机，历时八个月，终于完成了112窟《反弹琵琶》的复制。

入选北京榜样后，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李东方的事迹，但在采访中，李东方坦言，自己更想让大家知道的，是自己背后的团队和珂罗版。她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珂罗版到底是怎样的，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。为此，李东方计划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代表性大学、中学做巡展，她想在新一代的孩子们心里种下珂罗版的种子，从而为珂罗版引进新生军做准备。李东方说，前不久，她接到北京印刷学院的回复，说可以在那里做展览，且可以常年展。但珂罗版如何走向全国，甚至全世界，还任重道远。

李东方的家在南池子，上班的地方在大兴，现在六十多岁的她每天上下班都要用三个多小时，来回六十里路。“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坚持，直到自己干不动为止”,李东方说：“这些年，很多人进入了珂罗版行业，但也有很多人离开，虽然现在珂罗版的传承状况并不是很好，但我仍期待着——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我会以自己的鄙薄之躯，为珂罗版尽绵薄之力，只要我还在坚持，珂罗版就能帮更多的文物、文献拥有接近原作的复制品。”